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户籍改革的潜力有多大?关键在于人口流动

户籍制度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剂良药,是推进深度城市化战略的“通行证”,它也将从需求侧对经济增长形成支撑。
户籍制度改革的成效之关键在于人口流动,而决定人口流动的因素却不只是户籍制度。
人口流动对经济的影响既表现为供给侧,又表现为需求侧。
就供给侧而言,人口自由流动是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一个表现,劳动力从低生产力部门向高生产力部门的转移,有助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;就需求侧而言,人口流动有助于提升劳动者收入,还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,这都将提升有效需求。
但人口流动与否却取决于微观主体的选择。
为了考察户籍制度改革的潜力,我们可以将社会人口分为3个群体:城镇户籍人口、农村常住人口和非城镇户籍的常住人口,户籍制度改革的潜在受益对象主要是后两类人群,其目的是压缩后两类人群的比例,提升城镇户籍人口的比例,人口转移的过程,在供给侧就是劳动生产率提升的过程,也有助于提升消费和投资需求。
但是,从数据上来看,这两类人口的转移均面临着各自的现实困境,从而降低了户籍制度改革的红利。
首先,随着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和生育上的少子化,中国劳动年龄人数不断收缩,且后备力量不足。
若将人口按年龄划分为0~14岁、15~64岁和65岁以上三部分,可以发现,15~64岁劳动力人口占比在2010年触顶,0~14岁人口则从1964年之后一直处于下降态势,老年人口不断上升,于2014年突破10%,而后以更快的速度上升。
劳动年龄人口的收缩,必将引起流动人口的收缩。
其次,流动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,规模或将加速收缩。
截至2018年底,中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.58%,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.37%,二者相差16.2%,相当于2.26亿人口。
另外,根据统计局的数据,2018年的外出务工人员数量为1.76亿,粗略估计,务工人员占城市非户籍人口的比例为78%。
这说明,务工人员是流动人口的主体,是决定户籍制度改革成效的关键。
然而,务工人员也呈现老龄化趋势,41~50岁以及50岁以上的务工人员占比均呈现上升趋势,而其他较为年轻的群体则不断收缩。
第三,农业就业人口向非农行业转移的空间也不容乐观。
一方面,根据人口普查数据的预测,中国农业就业人口呈现老龄化趋势,农业就业平均年龄在2000年为39岁,到2020年预计将达到50岁,其提升的幅度显著高于平均水平,这与频繁发生的“空巢老人”事件所引起的关注是一致的。
农业人口的老龄化将显著降低其外出务工的概率,这将导致非农就业增量与2010年之前相比会显著下降。
第四,长期存在的户籍制度造成了一批“错过城市化的人”。
他们既包括年轻时期在城市打工但却终未留在城市的务工人员,也将包括越来越多的40岁以上还在城市打工的人。
据经济学家周天勇和王元地(2018)的估计,截至2016年,沉淀在农村的“错过城市化的人口”总量约1亿人,占当年总人口的5.6%,占当年非城镇户籍人口的比例约为10%。
不仅如此,户籍制度改革还需要一系列制度改革的配合才能真正发挥作用,比如农村土地流转制度,如果农民可以分享更大一部分土地增值收益,也将为他们在城镇置业提供资金支持。
总而言之,户籍制度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剂良药,是推进深度城市化战略的“通行证”,它也将从需求侧对经济增长形成支撑。
但是,政策意图的实现,还需要其他配套政策(如农村土地流转制度、社会保障制度、住房制度改革等)的配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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