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户籍制度不能一蹴而就,少些本地和外地的分歧

户籍不能成为身份2011年6月6日晚上,南方某地,超过200人“围堵”在政府机关门口,手持石块、棍棒,不分青红皂白地砸向过往车辆。
很多车辆被砸毁,有的甚至被翻得底朝天,还有车辆被点燃……这一切都起源于一起讨薪事件。
6月1日,19岁的四川务工人员熊汉江和父母一起去工厂讨薪,结果与厂方人员发生口角,并被砍伤。
熊汉江被挑断了手筋脚筋,却被法医鉴定为轻伤。
这一结论引起了熊汉江家属和四川同乡的不满,他们开始找当地政府抗议,要求抓捕凶手,解决医药费用。
事后接受采访时,打工者纷纷表示:老板都是本地人,有钱有权有关系,农民工只有“抱团”才能对抗,只有闹出气势,才会得到重视。
虽然当地领导也很重视,及时与伤者家属沟通,垫付医药费等,但事态仍在恶化,这些打工者认为诉求没有得到解决。
一直到6号,他们围堵政府讨说法,可突破不了警方防线,于是转而将怒气发泄到当地人身上。
外地人说本地人是“吸血鬼”,本地人说外地人是“疯子”。
“11点30分前,是外地人打本地人;11点30分后,是本地人打外地人。
”目击者说。
在这起打砸烧事件发生后,很多外来打工者都说,“有老乡被(本地人)无端殴打。
”“他们设卡拦路,见摩托车就砸(开摩托车的多为外来打工者),不会讲当地方言的就打。
”双方都害怕被对方攻击,最后就是“人人都没有安全,都可能被打”。
之所以会发生这一切,除了外来打工者认为工作累、收入不高、缺乏保障之外,还有一个明显的原因:外来务工者尽管在当地工作多年,却很难融入其间。
他们大多始终觉得自己是一名“外地人”。
多年的户籍制度给外地人贴上了标签,让他们无法享受公平的机会和保障,因此长期受挫,怨气无法化解。
在一些城市,因为户籍,大量外来人口同样创造价值、给当地政府纳税,却不能平等享受特定的公共服务,包括医疗、子女教育、廉租房、公租房等。
这样一来,这些人在城市里生活的成本就会变高。
你要让他把孩子带在身边接受教育,老人带在身边养老,就非常困难。
因而引发了大量的留守老人、留守儿童等问题。
在《大国大城》这本书中,经济学家陆铭教授认为,户籍不应该成为身份,让人们被区别对待,也不应该让户籍制度来阻碍人口自由流动。
书单君身边有不少朋友,都是在北京生活多年,有着满意的工作和稳定的生活,最终却因为没有户口,孩子无法上学,无奈离开。
与户籍人口相比,非户籍人口相对更不快乐,他们对于政府、社会公众和小区居民的信任度更低。
有调查显示,外来务工人员遇到困难时,首先想到的是向同乡寻求帮助,而不是当地政府和工会。
户籍制度带来的身份差异如果得不到化解,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就会越积越多。
在集聚中走向平衡《大国大城》于2016年出版,陆铭教授不断呼吁,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,让人口自由流动。
我们可以看到,这些年国家的很多政策,也确实开始向陆铭教授呼吁的方向调整,很多城市逐步放开落户门槛,有些甚至已经是零门槛。
改革户籍制度,让人口能够自由流动的意义,远不仅仅是前面说到的那些。
经济发展规律决定,现代国家一定会出现超大城市。
并且全世界的经济发展,也都是集中在以超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和城市群。
那么,要想让其他地区的人也富裕起来,除了大量投钱去拉动GDP,其实我们还可以换种思路。
在央视纪录片《舌尖上的中国》中,有这样一个场景,云南姑娘卓玛和妈妈,在森林中一边走一边寻找松茸——这种菌子只有在没有污染的高海拔山地中才能存活。
但即便对于熟悉森林的村民,采松茸也是一项凭运气的劳动,“一般来说,走一公里才能找到一朵”。
每到凌晨3点,卓玛居住的村子就变得空无一人,所有能上山的人都去找松茸了。
去晚了,松茸就被别人拔走了。
当卓玛看到自己采到的松茸品质一般,并且别人比她采得多时,就会心慌。
为了采松茸,母女俩穿过村庄后,要步行到20公里之外的原始森林。
这一天,卓玛和妈妈走了11个小时的山路,但是换回的钱却很少。
因为靠天决定的松茸产量是有限的,在这样“内卷”的情况下,要想提高当地村民的收入,最终就只有一条路,就是减少采松茸的人。
如果没有各种制度的制约,每个人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自由流动,那么,有的“卓玛”可以进城务工和定居,取得更高收入。
因为进城打工的人,大多是在工业、服务业,人多会带来“规模效应”,所以会实现经济的增长。
而选择留在家乡“卓玛”们可以继续采松茸,并且因为人少了,人均收入也会大幅度提高。
最终,人多的地方,总收入高;人少的地方,总收入也少,但所有地方的人均收入差不多,“在集聚中走向平衡”,实现共同富裕。
因此,农村人口大量外出打工,其实并没有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可怕。
对“城市病”的误解可能有人会说,城市人口已经太多了,“卓玛”们不要再去了。
因为人多,已经带来了拥挤、污染、以及医疗、教育资源短缺等问题,所以,我们应该设置门槛,控制大城市的人口规模。
但是,陆铭教授告诉我们,问题不是出在人口多,而是出在了规划、技术和管理。
比方说,我们总认为宽马路、多车道可以缓解堵车,所以,北京修了很多宽阔的大马路。
可实际上,宽马路带来的并不是畅通无阻,而是加剧拥堵。
因为马路太宽,条数就会相应减少,导致大量汽车集中于数量有限的道路。
一旦某个路段出了状况,只能堵得越来越严重。
北京的宽马路也被网友吐槽,明明要去的地方就在街对面,但不得不走很远才能到过街天桥,让人失去了闲逛的兴致。
而且宽马路会导致沿街商业比较少,服务业大部分都在一些点状的购物中心,人们往往需要长距离开车才能到,反而加剧了拥堵和污染。
有一种更好的道路模式:个别宽敞的主干道,加上很多小路。
一旦出现交通拥堵现象,车可以开到其他路上分流。
相比北京,上海有更多细窄的马路,更适合人们行走。
这样,沿街人口密度更高,沿街商业更容易发展起来,居民生活半径也就更小。
很多地方骑车和步行就可以抵达,减少城市的通勤压力。
事实上,与大家的认知相反,拥挤反而更环保。
因为人口密度高的地方,反而有利于城市投资地铁等公共设施,出行更便捷、环保。
在香港,路比北京窄得多,车却开得很快。
大量的老百姓不开车了,转为乘坐地铁。
并且,香港的主干道修成了全封闭式,与行人隔离开,让车速更快;为行人修建大量空中连廊和地下通道,形成四通八达的步行系统。
再比如,很多城市在中心地区盖了密密麻麻的写字楼,周边没有住宅。
这样,上班的人只能搬到郊区,每天上班都要坐一小时以上的公交地铁,拥堵就更严重了。
还有人说,人多了会带来医疗、教育的供给不足,但这是因为我们大大低估了人口增长情况,所以供给没有跟上人口的增长。
我们需要做的,应该是科学预测人口,增加供给,而不是限制需求。
总的来说,面对“城市病”,我们需要的是更有效的规划和管理,而不是限制人们来到城市。
事实上,越发达的国家和地区,人口的聚集程度越高。
在美国、加拿大、日本、欧洲,人口还在进一步向大城市集中,而不是平均分布。
我们不需要把人限制在当地,那么多人涌入大城市,一定是权衡利弊后决定的。
如果城市人太多以致不合适了,自然就不会去了,市场有自己的协调力。
并且,让人口自由流动,才能更好的让各个地区发挥自己的优势,有的造汽车,有的搞旅游,有的采松茸。
自由流动是人们最基本的权利,这不仅可以让每个人最大化自己的利益,也有利于缩小区域差距、维护社会和谐。
当然,户籍制度的改变不能一蹴而就,但意识到这些问题正是解决的开始。
至少我们可以更加包容,少一些“本地”与“外地”的分歧。
毕竟,我们首先是人,然后才分本地人和外地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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